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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經濟與環境之間形成的這種壞的納什均衡，源于環境保護涉及的多主體博弈，包括排污企業之間、地方政府與排污企業之間、不同地區地方政府之間、不同層級政府之間的博弈。這些博弈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共同決定了環境保護績效。
隨著我國進入經濟新常態，環境保護多個博弈主體的目標和收益改變了，各主體作出社會最優選擇的門檻降低了，為經濟與環境之間達成好的納什均衡提供了改革保障、法治保障與經濟保障，為擺脫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種種“囚徒困境”創造了機遇。
“囚徒困境”是一種典型的非零和博弈，盡管兩個囚徒明知合作對雙方都有利，這種合作也難以達成，即人類的個人理性有時會導致集體的非理性。以往我國經濟發 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某種程度上就已經陷入這樣一種“囚徒困境”。盡管理論上有更優選擇，但參與方很難達成集體最優的結果。
盤 點環境資產，盤活環境資本。自然資源具有公共物品性質，是一種生產要素。為了轉變對自然資源的錯誤認識，需要將其看作一種資產。以積極的環境資產觀為每個 地區建立動態化管理的自然資源資產賬戶，利用自然資產負債表等工具盤點自然資產，同時盤活環境資產，利用環境資產謀求新的增長方式。
創 新環境管理，打破囚徒困境。如果說環境資產觀的建立是從意識層面為擺脫環保“囚徒困境”掃清障礙，那么創新環境管理和機制設計則是從制度層面為擺脫環保 “囚徒困境”保駕護航。既然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權衡發展結果是由多方博弈造成的，那么只要進行激勵、約束機制創新，改變不同主體的目標函數和支付函數， 就能夠設法得到高水平的納什均衡，實現新常態下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雙贏。以長江經濟帶為例，由于生態保護成本完全由上游承擔，生態保護收益卻由上下游非 排他地分享。因此，上游地區沒有任何動力去保護環境，上下游陷入“囚徒困境”。針對這種情況，應當充分發揮上下游的比較優勢，上游保護環境，下游發展經 濟。結果是，上游獲得環境資產，下游因環境受益，下游通過政府轉移支付機制向上游購買環境資產，由此實現上下游的雙贏局面。
樹 立環保自信，促進和諧發展。破解環境保護“囚徒困境”的關鍵點在于打破地方政府之間的“囚徒困境”，改變地方政府行為選擇的關鍵在于建立以生態文明為核心 的政績考核標準。標準的建立需要中央政府對擺脫環境與經濟的“囚徒困境”有決心，對解決環境保護面臨的困境有信心，對迎接經濟的成功轉型有耐心。這種決心 既來自人民群眾逐漸提高的環境需求，也來自作為社會計劃者的責任;這種信心既包括升級環境技術、改進生產工藝的科技自信，也包括以生態文明為綱、以綠色發 展為要的政治自信;這種耐心既源于對深化體制改革的充分準備，也源于我國環境問題本身的復雜性。
新常態為經濟與環境之間達成好的納什均衡提供了改革保障、法制保障和經濟保障，創造了難得的歷史機遇。
首 先，新常態為經濟與環境之間達成好的納什均衡提供了改革保障。新常態下，中央政府大力推行生態文明視角下的政績考核制度改革，解開了環境保護“囚徒困境” 的癥結。如前所述，地方政府之間的納什均衡是導致排污企業與中央政府作出社會次優選擇的關鍵節點。唯增長的政績考核制度使得地方政府在行為選擇時一味追求 GDP數字，卻犧牲了當地的青山綠水。新常態下，綠水青山將是政績考核的重要標準。在多次重復博弈后，地方政府終將認識到這一點，從而解套“囚徒困境”。
第 二，新常態為經濟與環境之間達成好的納什均衡提供了法制保障。新常態下，轉型發展壓力增大，環境保護形勢嚴峻，群眾期待不斷提高，必須不斷增強法治意識、 完善法律制度、創新執法手段。在此背景下，新《環保法》、“水十條”、“大氣十條”等環保法律法規逐步得以實施，“土十條”也即將出臺，為環保部門在新常 態下嚴格監管執法提供了有力武器，為國家在新常態下平衡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提供了法制保障。
第 三，新常態為經濟與環境之間達成好的納什均衡提供了經濟保障。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飛速增長為我國奠定了相當的物質基礎。盡管新常態下經濟增長速度相對放 緩，但經濟增量不會縮、經濟質量反而會增長。新常態下，穩定增長的經濟總量為我國淘汰落后產能提供了堅實后盾，不斷提高的技術水平為我國優化產業結構提供 了有力抓手，日益增長的環保投資為治污提供了經濟保障。
經濟與環境間的納什均衡可以說是發展與生態兩條底線博弈的納什均衡。發展是解決所有問題的總鑰匙。不發展，生活水平無法提高，深化改革缺乏力度，調整結構缺乏支撐。生態是保障所有問題得以解決的總后盾。生態差，經濟發展難以維持，人類發展難以維系，社會發展難以為繼。
以往我國經濟與環境之間壞的納什均衡是在社會發展的特定歷史時期，經濟、制度、技術等多重約束下，作出的理性選擇。
經濟方面，工業化發展初期，社會供給能力難以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社會主要矛盾是如何守住發展底線，則需要發展經濟帶動高、投資回報快但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化工業。制度方面，一直以來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考核體系是以經濟增速為核心的，先發展經濟、后治理污染是地方政府理性的選擇。技術方面，工業化初期，生產、環保技術水平不高，只能選擇在低技術水平下進行粗放式積累，帶來一系列環境問題。
環境保護涉及多個主體之間的博弈，這些博弈均衡共同決定了環境保護績效，正是這種多主體的博弈使得經濟與環境陷入多方面、多維度、多層次的“囚徒困境”。
第一，排污企業之間的博弈。排污企業博弈的社會最優選擇是兩個企業都治污，這有利于企業在該地區的持續發展。然而，一家企業無法確定其他企業是否會同時選擇治污。如果其他企業選擇不治理，那么在兩個企業的生產函數相同時，治污企業勢必會支付較高的成本。因此，最終博弈結果是企業都選擇不治污。
第二，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地方政府博弈的社會最優選擇是兩地政府都對排污企業進行有效監管，這有利于兩個地區的持續發展。然而，某地政府并不清楚其他地區是否會同時進行大力監管，如果僅本地加強監管，在技術水平相同的情況下，轄區內企業成本上升、喪失市場優勢，導致吸引的投資大幅減少，這對以經濟增長作為政績考核標準的地方官員來說，是無法接受的。因此，最終博弈結果是地方政府都選擇不作為。
第三，排污企業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由于地方政府之間陷入不作為的“囚徒困境”，使得在地方政府與排污企業的博弈中，排污企業的最優選擇必然是排污?？梢?，地方政府之間“不作為、不作為”的納什均衡，不僅造成了地方政府之間的“囚徒困境”，更是排污企業與地方政府陷入“囚徒困境”的根源。
第四，各層級政府之間的博弈。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環境收益函數與財政收益函數不同，實現自身收益最大化時在環境治理財政支出比例選擇上存在差異。政府財政支出的收益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追求環境收益;另一方面追求財政收益。政府總收益為環境收益與財政收益總和?，F實中，中央政府根據自身總收益最大化選擇環境治理財政支出比例作為宏觀調控政策，并對政策執行進行監督，地方政府則根據自身總收益最大化決定是否執行中央政府政策。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環境治理財政支出比例選擇上進行博弈，其定位以及執政目標上的差異導致了二者在環境保護政策和經濟發展的目標選擇上存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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